作者：周志清

来源：“中华文化论坛”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中华文化论坛》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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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江

中国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又名绳水、淹水、泸水，穿行于川、藏、滇三省区之间。起于青海、四川交界的玉树州称多县歇武镇直门达村，雅砻江是其最大支流，止于四川省宜宾市东北翠屏区合江门的长江干流河段。自云南省丽江石鼓镇至四川省屏山县新市镇为金沙江中游，江水奔流于川、滇两省之间。金沙江河谷深切，高差悬殊，气候因地形不同呈现明显的垂直变化。受其影响，河谷、山地的动植物分布亦呈垂直分布，致使生业经济形态亦呈垂直分布变化。河谷地带或山间坝子气候温暖，土壤肥沃，适宜人类居住，是历来的农耕区；高原和峡谷地带，气候寒冷，经济形式以畜牧业和渔猎业为主。

金沙江自古以来就是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中国西南古代文化与人群移动的天然通道，宽敞平坦的河谷地带成为古代西南与西北地区民族交融与传播的文化走廊。文化交流与人群移动是金沙江流域古代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受制于多样而复杂的地理环境、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等，长期以来金沙江流域新石器文化游弋于中国新石器文化主流研究的边缘，成为孤岛式的存在。金沙江中游是目前金沙江流域田野工作开展最多，也是研究最为集中的区域。本文试图在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文化多样性与差异性图景中寻找其同质性或统一性特质文化因素，阐述龙山时代（距今4500—3700年）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文化圈概念。

一、金沙江中游新石器考古文化发现与研究

金沙江流域的史前考古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但金沙江新石器遗址的发现与确认及研究主要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后，特别是七十年代以金沙江中游元谋大墩子、宾川白羊村、西昌礼州等为代表的新石器遗址的考古发掘，揭开了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文化的面纱。近年该流域内众多新石器遗址发现与发掘，为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文化研究增加了实物资料，掀起了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文化研究的高潮。从金沙江中游新石器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历程观察，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20世纪70年代至90年，该阶段以云南元谋大墩子、宾川白羊村和四川西昌礼州遗址的发掘为代表，并以各自遗址揭露的文化面貌代表各自区域的新石器文化内涵，其中以大墩子和礼州遗址作为金沙江中游代表性的新石器文化，大墩子和礼州遗址所代表的新石器文化无疑成为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文化的代表。

第二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至2000年，以大墩子第二次发掘为代表。该阶段金沙江中游地区新石器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未有新突破，对其新石器文化面貌认识与研究主要拓展或延伸体现在周边流域，如云南永平新光遗址，该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将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文化的影响延伸至澜沧江中下游地区。

第三个阶段即2001年后至今，四川西南与滇西地区新发现一系列新石器遗址，极大地改变当地新石器文化面貌与内涵及年代等认知问题。该阶段新石器遗址发掘呈现以下几个特征：一、数量发现众多、空间分布广泛，许多空白地区被填补；二、有着明确学术目标的区域性典型遗址的精细化发掘与研究推进，使得金沙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文化面貌与内涵及年代框架等日趋明朗；三、周边流域新石器文化发现与研究，进一步厘清或限定了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文化面貌与内涵及时代的边界和范围；四、在关注文化面貌与内涵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与差异性特征时，同时亦强调了文化之间共同的文化因素和日益紧密联系的研究。

金沙江中游地区地理环境复杂，小区域环境特征突出，反映在文化面貌上亦是如此。尽管当前金沙江中游地区新石器发现与发掘存在地域上的不平衡或滞后问题，对该流域新石器文化总体面貌与特征认识尚存在着诸多的缺憾或空白，但目前的田野发现与研究观察，可发现金沙江中游南北两岸新石器文化主要集中分布于5个区域：北岸的安宁河流域、成河流域、雅砻江下游的盐源盆地（包括云南境内永胜、宁蒗、华坪等县）；南岸的龙川江流域和以洱海为中心的滇西区（洱海以西的澜沧江流域，以银梭岛、新光遗存为代表；洱海以东的金沙江流域，以白羊村遗存为代表）等。这五个区域是目前金沙江中游地区考古工作最为集中和遗存最为丰富的区域，为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安宁河流域目前发现的新石器遗址主要集中于安宁河中、上游的西昌市礼州、横栏山、马鞍山、营盘山、咪咪啷、棲木沟、大厂，德昌县董家坡、汪家坪等遗址。安宁河流域新石器文化以横栏山遗址为代表，其影响范围主要局限于安宁河中游，其受到来自大渡河中游与盐源盆地及成河流域新石器遗存的影响。横栏山遗存流行时代为距今4500—4000年。

成河流域新石器遗存目前主要发现有会理东咀、莲塘、唐家坡、猴子洞、李家坪、河头地、马鞍子等遗址，其以黎溪盆地的饶家地新石器遗存为代表。该遗存流行的时代距今4500-3700年。

雅砻江下游新石器遗存目前发现有四川盐源盆地皈家堡、云南永胜枣子坪、堆子等遗址，以皈家堡遗址新石器遗存为其代表。该文化遗存可分两个大的阶段，早期距今5000—4600年，晚期4500—3700年。

龙川江流域新石器遗存包括永仁菜园子、磨盘地遗址、元谋大墩子、磨盘山、江边、腊甸、丙那丙洪、武定的以鸡嘎、江西坟、新村、长田等遗址，另外其影响区域包括滇池区域新石器遗存及滇中北部东川、禄劝等地。该区域以大墩子和菜园子遗址新石器遗存为代表。大墩子遗址最新测年上限距今4000年前后，下限不晚于距今3600年。

目前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文化可确认年代范围为距今5000-3700年，距今5000年-4600年新石器文化遗存发现相对较少，该阶段遗存可确认仅有皈家堡新石器早期遗存、堆子遗址第一期遗存、银梭岛第一期遗存及会理河头地遗址II区第二组遗存等，文化面貌明显受到来自西北新石器文化的影响。西北地区仰韶晚期或马家窑文化传统在西南地区的影响或扩散，开启了当地新石器化进程，促进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文化圈的形成。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文化圈内新石器遗存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距今4500-4000，该阶段金沙江中游目前新石器遗存识别度最高、分布范围最为广泛；第二阶段距今4000-3700年，目前该阶段遗存文化面貌不甚清晰，可辨识度不高，目前仅见会理马鞍子、皈家堡遗址等新石器遗存最晚阶段。第二阶段主要特征是罐口沿流行唇部连续压印锯齿状花边，渊源于彩陶纹样的衬花工艺和颈部、唇部的附加堆纹消失，素面陶盛行；此前盛行的高领罐、敛口罐、直口罐、瓮等不见或少见，新出现一些器形，如束颈敛口罐、深腹侈口钵等。

最早对金沙江流域新石器文化类型开展系统研究的当属于马长舟先生，他认为大墩子代表了金沙江南岸以龙川江流域为中心的新石器文化类型，而礼州遗址则代表了北岸的以安宁河流域为中心的新石器文化类型，二者之间差异性大于共同性，基本上认为二者既有联系、亦有明显的差异，分属于金沙江南北两岸不同文化类型。尽管后续研究对两遗址的文化源流与时代等方面进行了广域性讨论，分歧众多，但二者分属不同文化类型的认识却近乎达成一致。大墩子与礼州认识桎梏与广泛分歧代表了当前西南山地新石器文化研究的现状与困境。鉴于该区域目前新石器文化谱系与年代框架尚未建立，加之地区之间基础工作的不平衡或滞后及典型遗址研究或文化标尺建构的缺乏，使得考古学文化命名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几乎一个遗址就代表一个考古学文化，差异性与多样性似乎成为该区域新石器文化原生态，使得长期以来该地区新石器文化认识与研究陷入困顿状态。滇西与川西南地区近年新发现极大地改变了金沙江中游山地的新石器文化面貌与内涵及时代特征等的认识，基本厘清当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和内涵及时代特征等，初步构建了该流域距今5000—3700年以来新石器文化序列与年代框架。这些新发现与研究凸显了金沙江中游在西南横断山区文化交流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流域内新石器文化丰富而多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深刻影响了周边流域的新石器文化，为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文化的宏观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文化圈内涵

横断山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该区域成为中国生态最具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区域，多样性与差异性亦是其史前文化特质之一。地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区中段的金沙江中游是西南山地新石器文化遗存考古发现最为丰富，亦是目前田野工作最为集中的地区，新石器文化面貌与内涵具有鲜明的区域与时代特征。作为流域性文化，金沙江作为一个考古学文化区有其学术意义。金沙江文化是指金沙江流域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有着学术理论价值。学者们对金沙江文化的特征进行了概括，李绍明以为多元性与复合性是金沙江文化的主要特征。段渝指出，金沙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具有复杂性、多元性、拼合性等显著特征，从金沙江新石器文化面貌分析，走廊性与土著性特征是金沙江文化的二重特征。尽管前人对于金沙江文化内涵表述不一，但从流域性角度而言，开展金沙江古代文化，尤其是史前文化的系统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相较于长江中、下游史前文化研究，长江上游史前文化的研究存在诸多缺憾，而金沙江作为长江上游的重要组成部分，金沙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对于长江上游史前研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金沙江在横断山区的具体流向呈巨大开口向北的“U”字，而金沙江中游则位于“U”字底部，既承接来自南北文化交流的冲击，同时亦迎接来自东西方向文化的碰撞，连接了川西高原与云贵高原，使得该流域文化面貌呈现南北与东西交汇的“十”字状交融性特征，文化的复合性特征显著，文化内涵复杂。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文化圈包裹了横断山区中段最具特质的新石器文化群，为通过多样性与差异性背景下寻找统一性的观察与认识，提供了窥探金沙江中游龙山时代新石器文化生态景观的窗口。

既往研究往往从微观角度观察，更多关注各遗址之间的文化差异性，而忽略彼此之间存在的同质性文化元素，导致区域内各种考古学文化命名众多、众声喧哗，文化性质与内涵及时代特征等基础问题始终含混不清，如同雾里看花。如果从流域性角度将流域内各新石器文化纳入金沙江中游这一宏观视野予以观察，可以发现这些新石器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并与流域外同时期新石器文化形成明显的闭环。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文化尽管区域性特征突出，但统一性的文化特质亦同样显著，即这些文化中都存在共同的文化因素。这些同质的文化因素与周边文化区形成鲜明的对比，并由此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圈。借用“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概念，将该文化圈命名为“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文化圈”，其与周边同时期文化圈有着密切的关联，涵盖金沙江中游及邻近区域有着共同文化因素的新石器文化群，共同的文化因素将彼此编织于一个巨大的文化网络之中，并奠定了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文化圈形成的基本内涵与底蕴。

这些同质文化因素有着诸多表现形式，如稻粟混作成为当地新石器时代居民主要生业形态和生存策略选择，遗址中大量的石刀遗留和稻粟混杂状况当是此类农业形态的直接反映；西北南下粟作农业可能催生或促进当地新石器化进程，稻粟混作并非当地新石器居民的原生农业。

相同或相近文化因素跨区域广泛出现，首先是装饰传统与纹样相近性，最为突出的是陶器表面广泛盛行“衬花工艺”传统和以彩陶图案为基础的纹样，戳印与刻划结合是该技术传统的特质，对其来源有着不同的解读。此类装饰传统和纹样广泛分布于整个金沙江中游文化圈，在卡若、新光、白羊村、菜园子、大墩子、皈家堡、董家坡、礼州等遗址均有发现，表现为金沙江中游干流南北两岸核心区图案纹样同质性较强，而边缘地区尽管装饰传统相近，但纹样已经发生异化。盛行附加堆纹，此类装饰主要见于罐或瓮唇部、颈部之上，肩部或腹部装饰几乎不见或少见，该装饰风格在整个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文化遗址均可寻见，此装饰风格源于西北地区仰韶晚期新石器文化夹砂陶器装饰传统。在金沙江流域，此类陶器装饰风格多处于当地新石器文化偏早阶段，愈往北越明显，但其与当地新石器文化常见的唇部装饰锯齿状花边可能未有明显的发展替代关系。卷沿内壁装饰连续戳印三角纹饰带是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文化常见的装饰风格，如皈家堡、董家坡、大厂、菜园子、磨盘地等遗址均可常见，具有鲜明的区域与时代特质，常见于长颈鼓腹罐或深腹盆口沿之上，此类装饰主要流行于该文化圈内皈家堡和大墩子文化区内，在该文化圈边缘地区甚少发现。锯齿状花边是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文化圈陶器上常见的装饰风格，也是影响范围最为广泛的因素，以罐类唇部最为多见，该装饰风格一直延续至当地新石器文化的尾声。

大量形制相近的器形在该流域新石器文化中广泛流行，如敛口罐、直口罐在汉源背后山、皈家堡、新光、白羊村、菜园子-磨盘地、大厂等遗址普遍可见；带槽石刀在麦坪、皈家堡、宁蒗等遗址均有发现；山字形石饰件属于枣子坪和皈家堡特有之物；穿孔和燕尾形箭镞在大墩子、皈家堡等金沙江中游干流新石器遗存中普遍可见，是该流域较具特质的箭镞；仿生陶器，如鸡形壶或泥塑动物在麦坪、皈家堡、大墩子和菜园子、莲塘、饶家地等遗址有发现。以墓葬为载体跨区域相近的丧葬传统，如土坑墓中流行陶器随葬，主要体现于白羊村、皈家堡、礼州、大厂等遗址的竖穴土坑墓中；割肢葬、无头葬、箭镞随葬等现象在白羊村、枣子坪、大墩子、猴子洞等遗址墓葬均可普遍寻见；相似瓮棺葬和石棺葬在金沙江南北两岸干流地区诸多遗址均有发现。

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文化圈内同质文化因素流行时代有着明显的趋同性，尽管各地进入新石器进程时间或途径存在差异或不平衡，但在距今4500年后当地新石器文化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形成其独具区域特征和文化特质的新石器文化，在距今3700年后金沙江中游地区先后进入当地早期青铜时代。距今4500-3700年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文化圈同中原地区龙山时代流行时段几乎同时，该阶段新石器文化出现的背景与动力机制是什么？值得我们思考。这就需要审慎认识西南地区同时段新石器文化内涵与特征，关注其形成与发展同欧亚青铜全球化与边地半月形地带的兴起有着极大的关系。

从文化面貌与时代特征角度观察，金沙江中游文化圈范围并不仅局限于金沙江中游流域，从上可知，金沙江中游文化圈内存在几个明显的文化区。

洱海地区新石器文化区包括澜沧江流域的大理银梭岛、永平新光、剑川海门口等遗址，其与金沙江流域的宾川白羊村、永胜枣子坪、祥云清华洞等遗址既有相同之处，亦有明显的差异。该区域以洱海为中心，可分为两个文化亚区：以洱海以西银梭岛-新光为代表的澜沧江流域区，另一个是洱海东岸以白羊村为代表金沙江流域区，二者之间文化底层的统一性特征依然突出。万娇以点线纹为其特质进行各期流行范围研究，认为以“点线纹”为代表的银梭岛第二大期分布范围点苍山以东、西不过澜沧江下游的永平新光，地理分界当在苍山分水岭；金沙江以南、菜园子遗址是该期的北界；银梭岛第三大期，主体以大理为主，向东影响到楚雄，向西影响到保山，大理的宾川三个遗址、祥云清华洞。该区域已经超越金沙江流域范畴，但从文化面貌观察，澜沧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与金沙江流域新石器文化既有密切的关系，亦有明显的差异，构成了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文化圈的西界。

盐源盆地的皈家堡文化区，向北影响至安宁河流域的大厂、礼州、董家坡、汪家坪等，向南影响至永胜枣子坪、堆子、白羊村等遗址。城河流域与龙川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同质性最高，其可作为一个文化区看待，以大墩子遗址为代表，即大墩子文化区，亦可称为“凤鸟文化区”，该文化区也是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文化圈影响范围最广的文化区，向东至贵州高原和金沙江下游，向南可能已经扩散至中缅边境，东南影响至元江以北。安宁河流域横栏山文化可能受到北边马家窑文化圈集中分布于大渡河中游麦坪遗存南下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皈家堡文化区和大墩子文化区的北上影响，可归为横栏山文化区，这些北上的文化因素甚至影响到大渡河中游和大凉山北部越西河流域。

由上，可知金沙江中游文化圈的范围四至：北至凉山北部的大渡河中游、雅砻江上游，即横断山区北段以南，东北界与大渡河中游新石器时代基于马家窑文化影响的麦坪遗存重叠，并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相望；东至金沙江下游、昭鲁盆地（贵州高原）及珠江以西；西至澜沧江中、下游地区，西北可至藏东，金沙江中游与澜沧江中下游在洱海地区存在重叠；南至横断山区南段澜沧江下游、元江以北，与珠江上游地区在滇池和滇中三湖地区存在重叠现象，该区域文化因素具有明显的基于环太平洋新石器底层文化的影响，即以有肩有段石器和几何形纹（拍印、刻划、彩绘等）纹饰及圜底器传统等为主要物化表征的华南与东南亚新石器文化传统。

从地貌上观察，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文化圈分布区域内新石器遗存主要分布在海拔3000—1000米的山地。河流成为各个文化区之间交融与互动的动脉，新石器时代南来北往的人群跨区域交流为其不断注入新鲜活力，错综复杂地理环境使得金沙江中游文化圈中的新石器文化呈现出“大范围分散，小范围聚集”和犬牙交错的局面。

小      结

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文化圈是指分布于金沙江中游南北两岸距今4500—3700年，海拔在3000—1000米山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的统称，该文化圈按地域可分五个文化类型，分别为大墩子文化类型、皈家堡文化类型、白羊村文化类型、新光文化类型、横栏山文化类型。这些文化类型之间有着相近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特征，其文化渊源于西北仰韶文化或马家窑文化，文化的复合性与多元性特征突出，与周边地区同时期新石器晚期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其分布范围主要集中于横断山区中段金沙江中游及周邻地区，文化特征迥异周边地区同时期新石器文化遗存。其影响北至大渡河中游，南至横断山区南段，东至金沙江下游、贵州高原或乌蒙山、珠江以西，以金沙江中游南北两岸大墩子文化区最为突出。

金沙江中游文化圈是基于金沙江中游流域内各新石器文化群共同的文化因素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及文化底层同质性的视角考量，该文化圈凸显出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晚期居民之间频繁的文化互动以及文化认同，在龙山时代横断山区中段已经形成多个交互作用的文化圈。西南山地新石器文化圈的研究丰富了中国新石器交互文化圈的内容，促进了中国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文化内涵广度与深度的拓展。文化与人群通过横断山区南北向的河流走廊实现文化交融，人群移动是文化互动的主要动力，同时该走廊将西北高地与川西山地及云贵高原“榫卯”连接在一起。鉴于当前包括金沙江中游在内横断山区新石器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滞后及空白点仍然较多，以及该流域系统考古学文化谱系与年代框架等尚未完全建立，本文仅是立足于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文化圈的观察角度，呼吁重视加强或关注横断山区距今4500—3700年时段新石器文化的基础研究，维护中国西南文化安全，凸显西南山地在中国南北史前文化交流中所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与意义。

作者单位：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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